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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中的旗人:女子学缠足 男子换姓充作汉人
更新时间:2020-10-15   来源:互联网   点击数: 次  

辛亥革命中的旗人:女子学缠足 男子换姓充作汉人

辛亥革命中的剪辫运动 资料图

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沈洁,原题:揭秘:谁敢自言满族人:辛亥革命的叙事从“排满”开始,节选

辛亥年的“屠满”暴行,是对辛亥革命平和过渡常识的补充。这在路氏书中有专章论述,不赘言。辛亥革命期间满人殉难的具体数目一定不可考,单就驻防兵丁而言,《辛亥殉难录》也只可根据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计,西安驻防两千两百四十八人,江宁驻防七百零六人,福州驻防九十八人,荆州驻防四百零三人,京口驻防三百二十二人。在各式各样的辛亥记录中(亦包括革命派阵营的回忆、旅华外国人的叙述),杀满人、旗人的情状可谓惨烈。我想补充一点,辛亥革命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,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。

聊举一例。关纪新教授在《老舍与满族文化》一书中记一则往事。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,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。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,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,待革命军杀入旗营,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,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,后被一家市民收养。此后,关先生因为编写《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》一书,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,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,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,却又婉辞:“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,就不要再提了罢……”转述这段故事,我有一些残忍揭破他人隐痛的自责。可这兴许比西安满城全城数万人被屠的历史记述更让人沉痛。革命所造成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暴力,还有延续在历史中的一个族群卑微地隐没。民国以后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,成了普遍现象。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:“自从民元到如今,民族沉怨似海深;旗族伤残如草菅,谁敢自言满族人。”这些故事,“丰富”了革命,也“分解”了革命。

整个辛亥期间,中国的满人、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。荆州、杭州满营不断有“被屠”的消息传开,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,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,见人就杀一个不留;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,再不就杀来祭天。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,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,只待风势一变,自杀或殉义,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。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,凤山被炸后,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,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,不敢抬头。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,情状狼狈。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,传说革命军一到,就要把满人杀尽,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。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,尤其是妇女,因为既没有缠足,服装又和汉人不同,更加发愁,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,打扮成汉人,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;男子也都改名换姓,充作汉人。在北京,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,以免招惹危险,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。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,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,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;但由于恐慌,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,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,遭汉人报复,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。“排满”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,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。

回到辛亥年的反满事件。实际上,暴力的行动过程也很复杂,各地情况不同。在武昌、杭州等地,主要是同盟会、新军在主导反满。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,革命阵营内部却有诸多关于屠杀还是保护的争持。最明显的是西安,西安的革命党十之八九隶属哥老会,仇满情绪很激烈。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持反对态度,认为不应当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。双方争执不下,最后还是会党的势力占了上风。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,曹亚伯《武昌革命真史》中称“对于人道,殊近残酷”。后来做了江苏监察使的严庄当时在西安,碰见个旗人小孩,砍了四五刀,小孩未死,严心软了,回来放下刀,再不去了,可当时的陕西革命党人都嘲笑他无用。张奚若说:“我当时不在陕西,若是在的话,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!”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,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,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。当反满从“主义”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,主义的动机、目的及其实践方式便会遭遇摇晃、质疑,甚至最终的放弃。幸亏屠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,很快各地军政府都有布告,禁止残杀满人。但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也让我们看到,革命的推进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张弛与纠葛,而行动总是要比词句复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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